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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写作与文化突围——少数民族作家畅谈民族文学创作
发布时间：2015-01-20 15:53:00
《民族文学》2015年第一期推出“广西中青年作家专号”，整体展现了广西民族文学的创作现状，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以整体形象集体站上前台，引发文坛关注。关于民族文学，文学理论界和作家们秉承怎样的理念与认识？在作家的创作实践当中，他们又是如何认识自己的民族身份呢？民族文学是山歌、神话史诗、神话传说、标志性的民族风情和民族风俗，还是作家本体的身份标识？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文学界人士
A 石一宁：在文学生态中寻找定位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不仅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更长期从事民族文学工作，对于民族文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民族文学主要以作者的民族身份来界定，但是从作品的内涵来讲，以民族生活为表现内容，而且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关注。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使整个中国文学更具有多样性，更多姿多彩，更风情万种，很难想像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在当前的文坛生态当中，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从广西文学的发展历史上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代广西民族文学当中，民族身份的淡化与民族意识的沉潜同时作用于叙事文本，鬼子小说的“苦难与悲悯”、凡一平的“无根的游走”、光盘小说的“存在的荒诞”、纪尘小说的“内心独白”，作家的个体文学符号已经与民族集体意识脱离，他们挣脱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桎棝，却进入了中国文学版图的“前沿”、“先锋”位置。
对于这种现象，石一宁表示，民族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作家的个体文学符号植根于整个社会的生存现状，不可避免地融合于越来越趋同的文化变革当中。“我们并不要求少数民族作家都描写本民族的生活，但是从整体上来讲，人们有这样的期待，一个汉族读者更期待通过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来了解这个民族的生活，就像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去书写西方社会的生活，显然得不到外国人的认同和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鼓励少数民族作家书写自己的生活、文化和心理，把民族性置于时代当中，写出当下民族生活的新意。这就要求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开阔视野，对本民族文化、民族生活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一些文学理论家认为，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一个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更多的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对精神原乡的寻找。新时期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既拥有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价值的重新认识，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察。精神历史与现实内心融合，文化思考与社会观察交汇，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时代找到了现实支点和历史矿藏。
B 黄佩华：“民族”只是一个标签
作为一名从红水河畔走出来的壮族作家，黄佩华的笔下涌动着红水河一个个古老而神奇的故事。他的小说创作紧紧围绕着他的家乡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展开描写。黄佩华的作品中，不乏描写民族风情、故乡习俗、人情世故的情节，甚至有意识地将壮族文化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去。例如他的三部河流系列小说《红河湾上的孤屋》、《涉过红水》、《生生长流》，紧紧围绕红水河展开描写，充分调动了黄佩华所有的生活积累，从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家乡原始素朴的民族生活方式和生存氛围的关注，全面反映了历史的全貌。
与同时期的许多知名作家相比，黄佩华是对乡土写作最为坚持的一位，始终坚守着对民族生存的关注与描写。然而，即使如此，在黄佩华的文学理念当中，对“民族作家”这个标签也并不完全认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佩华认为自己作品的“民族属性”既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有一种刻意为之的“坚守”。最初的创作只是本能地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作家要表现地域文化、民族特色，否则就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因此，他后期的创作更为主动地深入发掘地域文化当中的民族元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有些人的写作是没有灵魂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根基。每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作家，都禀承一定地域的历史文化渊源，其创作必然会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像俄罗斯不少著名的文学作品更多地集中于对战争的描写，拉美作家则着力于刻画那片土地上的奇幻色彩，莫言如果离开高密，也写不出那些经典作品。描写自己生长于斯的土地，这是作家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作家赖以生存的命脉。”黄佩华说。
对于民族作家身份的自我认知，黄佩华认为，实际上，作家就是作家，“民族”只是人为强加在作家身上的标签，文学有自己的规律，历史上有无数少数民族作家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后人并不会以其民族属性而“另眼相看”。
黄佩华表示，他始终坚持书写桂西北的风物和人文，并不因是否属于民族文学而改变初衷。近期，他刚刚创作完成了一部名为《河之上》的长篇小说，作品仍然以桂西北为背景，时间跨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当代的历程，把当地的民俗、历史、文化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活状态都加以全景式的展示。
C 费城：以陌路者的姿态行走诗坛
在本期“广西作家专号”当中，诗歌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黄土路、石才夫、许雪萍等广西诗坛名家均有作品入选。在诸多诗作当中，80后青年诗人费城的作品在新生代当中格外引人瞩目。
近年来，费城的作品在全国诗坛引起不小的关注。2014年初，《诗刊》“双子星座”栏目专门组织众多诗坛名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对费城和另一位青年诗人李凤的诗歌创作进行了专题研讨。专家们认为，费城的诗重意象、情境，完整、精致、有弹性，诗里呈现出对时间流逝的伤悲。
在作品阐述中，费城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状态：“我试图用文字诠释一个陌路者对于前途的迷茫与惶恐，以及内心时刻面临的种种焦虑。我以纸和笔为杖，行走在这座城市黑暗的边缘，试探性地使用‘幽暗的词语’接近这座城市的荒凉。”这样充满“后现代”风格的表达语汇，并不符合人们对“民族文学”的固有印象，而实际上，费城也对自己的“民族作家”身份感到突兀。“虽然身为壮族，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汉族并没有不同，也不用壮语写作，特别强调民族作家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与费城相似，作为文坛前辈的石才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作家在创作实践当中，并不会时刻念及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作家本身的民族烙印，对作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自觉地流泻在文字当中。
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诗歌是一个民族智慧和灵性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形象。少数民族诗人是当代诗歌界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他们的诗歌始终坚守着一种自觉而又虔诚的信念，恪守民族的品格，叩问时代的精神，其诗歌创作的精神气质、思想内蕴、审美旨趣、文化心理，对于当代诗歌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缓冲和存续的作用，诗歌的民族性是诗歌的世界性的重要基石。
关于此次在广西专号当中发表的作品，费城表示，这一组诗歌是他写作中相对来说偏重于民族情感抒发的几首。实际上，在创作当中，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加入民族元素。然而，作为一位壮族人，“生活环境、成长环境和写作环境都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风格上必然与汉族写作者有所差别”。
A 石一宁：在文学生态中寻找定位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不仅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更长期从事民族文学工作，对于民族文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民族文学主要以作者的民族身份来界定，但是从作品的内涵来讲，以民族生活为表现内容，而且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关注。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使整个中国文学更具有多样性，更多姿多彩，更风情万种，很难想像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在当前的文坛生态当中，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从广西文学的发展历史上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代广西民族文学当中，民族身份的淡化与民族意识的沉潜同时作用于叙事文本，鬼子小说的“苦难与悲悯”、凡一平的“无根的游走”、光盘小说的“存在的荒诞”、纪尘小说的“内心独白”，作家的个体文学符号已经与民族集体意识脱离，他们挣脱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桎棝，却进入了中国文学版图的“前沿”、“先锋”位置。
对于这种现象，石一宁表示，民族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作家的个体文学符号植根于整个社会的生存现状，不可避免地融合于越来越趋同的文化变革当中。“我们并不要求少数民族作家都描写本民族的生活，但是从整体上来讲，人们有这样的期待，一个汉族读者更期待通过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来了解这个民族的生活，就像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去书写西方社会的生活，显然得不到外国人的认同和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鼓励少数民族作家书写自己的生活、文化和心理，把民族性置于时代当中，写出当下民族生活的新意。这就要求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开阔视野，对本民族文化、民族生活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一些文学理论家认为，新世纪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一个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更多的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对精神原乡的寻找。新时期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既拥有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价值的重新认识，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察。精神历史与现实内心融合，文化思考与社会观察交汇，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时代找到了现实支点和历史矿藏。
B 黄佩华：“民族”只是一个标签
作为一名从红水河畔走出来的壮族作家，黄佩华的笔下涌动着红水河一个个古老而神奇的故事。他的小说创作紧紧围绕着他的家乡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展开描写。黄佩华的作品中，不乏描写民族风情、故乡习俗、人情世故的情节，甚至有意识地将壮族文化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去。例如他的三部河流系列小说《红河湾上的孤屋》、《涉过红水》、《生生长流》，紧紧围绕红水河展开描写，充分调动了黄佩华所有的生活积累，从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家乡原始素朴的民族生活方式和生存氛围的关注，全面反映了历史的全貌。
与同时期的许多知名作家相比，黄佩华是对乡土写作最为坚持的一位，始终坚守着对民族生存的关注与描写。然而，即使如此，在黄佩华的文学理念当中，对“民族作家”这个标签也并不完全认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佩华认为自己作品的“民族属性”既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有一种刻意为之的“坚守”。最初的创作只是本能地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作家要表现地域文化、民族特色，否则就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因此，他后期的创作更为主动地深入发掘地域文化当中的民族元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有些人的写作是没有灵魂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根基。每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作家，都禀承一定地域的历史文化渊源，其创作必然会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像俄罗斯不少著名的文学作品更多地集中于对战争的描写，拉美作家则着力于刻画那片土地上的奇幻色彩，莫言如果离开高密，也写不出那些经典作品。描写自己生长于斯的土地，这是作家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作家赖以生存的命脉。”黄佩华说。
对于民族作家身份的自我认知，黄佩华认为，实际上，作家就是作家，“民族”只是人为强加在作家身上的标签，文学有自己的规律，历史上有无数少数民族作家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后人并不会以其民族属性而“另眼相看”。
黄佩华表示，他始终坚持书写桂西北的风物和人文，并不因是否属于民族文学而改变初衷。近期，他刚刚创作完成了一部名为《河之上》的长篇小说，作品仍然以桂西北为背景，时间跨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当代的历程，把当地的民俗、历史、文化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活状态都加以全景式的展示。
C 费城：以陌路者的姿态行走诗坛
在本期“广西作家专号”当中，诗歌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黄土路、石才夫、许雪萍等广西诗坛名家均有作品入选。在诸多诗作当中，80后青年诗人费城的作品在新生代当中格外引人瞩目。
近年来，费城的作品在全国诗坛引起不小的关注。2014年初，《诗刊》“双子星座”栏目专门组织众多诗坛名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对费城和另一位青年诗人李凤的诗歌创作进行了专题研讨。专家们认为，费城的诗重意象、情境，完整、精致、有弹性，诗里呈现出对时间流逝的伤悲。
在作品阐述中，费城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状态：“我试图用文字诠释一个陌路者对于前途的迷茫与惶恐，以及内心时刻面临的种种焦虑。我以纸和笔为杖，行走在这座城市黑暗的边缘，试探性地使用‘幽暗的词语’接近这座城市的荒凉。”这样充满“后现代”风格的表达语汇，并不符合人们对“民族文学”的固有印象，而实际上，费城也对自己的“民族作家”身份感到突兀。“虽然身为壮族，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汉族并没有不同，也不用壮语写作，特别强调民族作家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与费城相似，作为文坛前辈的石才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作家在创作实践当中，并不会时刻念及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作家本身的民族烙印，对作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自觉地流泻在文字当中。
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诗歌是一个民族智慧和灵性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形象。少数民族诗人是当代诗歌界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他们的诗歌始终坚守着一种自觉而又虔诚的信念，恪守民族的品格，叩问时代的精神，其诗歌创作的精神气质、思想内蕴、审美旨趣、文化心理，对于当代诗歌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缓冲和存续的作用，诗歌的民族性是诗歌的世界性的重要基石。
关于此次在广西专号当中发表的作品，费城表示，这一组诗歌是他写作中相对来说偏重于民族情感抒发的几首。实际上，在创作当中，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加入民族元素。然而，作为一位壮族人，“生活环境、成长环境和写作环境都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风格上必然与汉族写作者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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