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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的事业扩大到新文学的前途——《边城》之后,战争以前的沈从文
作者: 张新颖
摘要：
一、禁书、读经、大众语《国闻周报》从1934年元旦起连载《边城》,四期后中断;3月12日恢复连载,至4月23日止.即将载完之时,沈从文的注意力被引向了个人的创作之外.3月5日,《国闻周报》刊出沈从文的《禁书问题》,质疑当局在上海查禁二十二位作家的一百四十九种书籍,“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说明”,“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17;63,68)①《社会新闻》当月两天连载《驳沈从文的〈禁书问题〉》,厉声裁决他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施蛰存起而为沈从文辩护,在六月创刊的《文艺风景》上撰文《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不料鲁迅七月初在《新语林》第一期发表《隔膜》,阐发史实,说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不过是“隔膜”和“胡涂”,文章结尾才道出所针对之事:“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②——说沈从文是“忠而获咎”,恐怕也是有些隔膜.